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唱出我們的傷痕記憶——以「行動舞譜」譜作的《我歌我城•河布茶》



黃叔屏

黯灰彤雲沉沉的壓在大稻埕頂空,霏霏細雨不斷沖刷著新舊交錯的古老街區,寬敞的騎樓被飄進的雨絲打得濕漉漉的,在屬於雨季的台北初秋,我第一次踏入位於民生西路上,日治時期著名的茶行「新芳春」。走進一樓大廳,就被它寬闊大氣的建築結構及古老雅致的石柱磚材所吸引,現代化的投影技術、新穎明亮的展場陳列,暫時遮掩了古老建築給人的幽詭異樣。穿過天井,走入後進,是三間連通,各自對外有出口的焙茶間。不似大廳的華麗大氣,三間焙茶間保持了原始的樣貌,只有簡單的投影,介紹著焙茶的歷程,行走其中,感受到掩不住的塵土氣息,彷彿歷史的灰燼,還在空氣中蔓延飛舞。這就是梵體劇場2017製作《我歌我城河布茶》的演出場景。

「新芳春」已是台北市文化局指定的市定古蹟。在古蹟裡面做戲,必是比制式劇場更加添了許多空間力量,姑且不論「新芳春」身為古蹟及展場所產生的許多限制,新芳春本身的結構,它所展現的氛圍,光是演員站在那裏,就傳達了許多道不盡的意境;作為古蹟之外,「新芳春」所在的大稻埕更有著歷史及政治上的意義:它不僅在台灣北部商業開發史占據重要地位,更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地。

相對於2014年的《花非花南海版》以表演者個人的家鄉回憶及經驗作為創作主題,《我歌我城河布茶》仍以「家鄉」為題,但更明確,或可說更尖銳的指向那一段被長久湮沒,至今仍曖昧模糊的白色恐怖年代。我好奇的是,在2017年的今天,為何吳文翠要談「傷痕記憶」?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末期是台灣小劇場最批判政治的時期,所謂「政治與美學齊飛」的叛逆年代。但是自1990年代中期,劇場逐漸變得莫談國事,即使偶一談之也不復解嚴初期的強烈姿態。同樣的,吳文翠自創立梵體以來,從未有一齣作品是如此挑明的談論族群分裂或政治創傷。伴隨著同黨劇團在今年十月中的演出「白色說書人」,加上十月底即將進行的臨界點回顧座談,我都在懷疑這一連串的製作與活動是否是九零年代的劇場產生了反撲之勢,以老驥伏櫪之姿力抗近年來劇場的商業本位與去中心化。

這種「普遍化」的解讀或許能滿足學者建構理論或解讀歷史的論述欲望,但無法精準解讀個人在生命轉角上的選擇,所以讓我們回歸導演自己本身的說法吧。根據訪談,吳文翠開始解剖台灣這一段暗黑的歷史,不只是因為她近年來對台灣社會的觀察,更直接的原因是,歷史空白為她個人所帶來的生命衝擊。在2007年到2010年間,吳文翠受丹麥OM劇團(Teatret OM)之邀,擔任駐團藝術家,負責東方身體訓練工作,並參與演出。在這個由來自世界各國的演員及工作人員組成的劇團裡,有著許多的機會及場合表述自己國家的歷史及文化。文翠發現,每一個國家的人都很清楚自己國家的歷史,「他們都有清楚的歷史脈絡,他們毫無矛盾地知道自己是誰。」但是,當文翠要述說自己所來之處「台灣」的歷史時,她發現自己所述說的台灣歷史,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對於台灣的認知,存在著一些微妙的差異。這段異國生活經驗讓她深切體認到:面對外界種種的認知差距,能不卑不亢地清晰說明自己是誰,是每個台灣人須面對的重要功課。文翠最後歸結,必須去釐清的是台灣近百年的歷史,在其中,一甲子前因白色恐怖而被湮滅的歷史,更是必須去尋回的一段斷裂記憶。文翠詳細的道出探討歷史傷痕的意義所在:「現在的人心是沒有依歸的,因為他不知道他的家族是怎麼走過來的。很多個人的徬徨及問題和那一段沒有被釐清的斷裂記憶,有著或輕或重或顯或隱的關聯。去釐清主要並不是要去說誰對誰錯,首先應該回到人的基本,去看當時到底發生甚麼事情。台灣的問題不在面積小,而在台灣連自己是誰都講不清楚。當不能很客觀持平的去看過去發生的事情,又如何能體諒現下各族群彼此文化的同與異?其實我們不需要分我們是哪裡人,但如果沒有從「我們是從哪裡走過來」開始往裡面看,我們其實看不到自己的本質,不知自己的本質也就無法朗朗闊闊不卑不亢面對外界。」

《我歌我城河布茶》之所以選用台語老歌作為創作的素材[1],也同樣在「回溯本源」的概念脈絡下。但更有趣也更複雜的是,「歌」的帶入其實必須追溯到吳文翠198090年代在優劇場及人子劇場所受的葛羅托斯基 (Grotowski) 「神祕劇(Mystery Play)」訓練。「神祕劇」的基本練習就是選擇一首由母語傳唱的古老的歌,配合上一連串的行動,以形成個人生命歷史的「神祕劇」。在葛氏的影響下,吳文翠長久一來一直透過歌及民俗技藝在溯源。但是在優劇場時,訓練及演出的重心一直著重在民俗技藝,如車鼓、高蹺、家將及太極導引。歌反而是較被忽略的。即使文翠常在自己的表演中用到歌與聲音,可是也往往被擺在創作元素中較為次要的地位。

吳文翠開始思考歌的重要性的轉折時刻,如同對於台灣歷史的思考,也同樣發生在與異文化產生「文化撞擊」的時候。自2000年開始,吳文翠連續三年至印尼各大島與當地的表演藝術家交流演出。理所當然的,分處兩個不同語言與文化的藝術家們,必須以最直接的歌與身體來呈現自己。在異國藝術家的環伺下,文翠深切感覺到自己身體與聲音所傳達出來的,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特殊性;因為,流傳了一定年代的歌謠,必定深深地緊扣原生土地所特有的韻律與節奏。因為「歌」具有這樣的質地,吳文翠認為,我們可以透過「歌」去連結土地,去建構新的「台灣認同」,甚至弭消島內族群的差異:「當我在講台灣認同時,我已經不是在用政治性的方式去講它。不管政不政治性,就是回到那個事情的本身,或是那個『源素』本身。到了2017年的現在,我也同時在思考,到底做甚麼事可以去熄弭族群差異所帶來的衝突?當我們用族群或概念來說時,總是越扯越分離,越分彼此。唱著各種語言的歌,愈唱愈有收穫,有一天我突然有個靈感,說不定從歌()裡去深入,我們有可能熄弭族群差異所帶來的隔閡。因為當去唱那些歌的時候,我們會忘記身分的分別,在歌的引動下只單純融入歌本身裡,這是一個實質的行動。唱歌這件事情是一個實質的行動,即使我們一直不斷的用語言在分彼此,可是當我們去唱那歌的時候,我們的分別被消融在那歌裡面了。」

與導演吳文翠相識超過二十年的我,對於她持續以「家鄉」為大主題,以「歌」及「銘印」作為主要方法的「行動舞譜」,並不感到過於陌生。1990年代初進入小劇場,我也曾經浸淫在「尋找台灣人的身體」的氛圍中,也曾經接受過劇場前輩所帶領的葛羅托斯基訓練:以古老的歌作為創作引發及結構的「神祕劇」。不似我學習後即丟棄,吳文翠自三十年前加入「優劇場」及後來「人子劇團」的訓練後,不斷地反芻淬煉著這些訓練方式與內容,最終建立了一套表演方法,幫助表演者發展飽含內在精力的身體行動,「銘印」即是吳文翠發展出來的演員工作方法「行動舞譜」的關鍵詞。

何謂「銘印」?其實這是幾十年來吳文翠以類舞踏式表演形式創作時,所發展出來的一套實際工作方法,近幾年,她才為這個工作方法名以「銘印」兩字。在一次與吳文翠的訪談中,她以素樸直接的方式,簡略的解釋:「表演者心神入某物某景,這物或景之後會逐漸在演員的身體中長出東西。」

吳文翠自承,2014年的《花非花南海版》以及2017年的《我歌我城河布茶》都是從一個簡單的概念出發:要做關於台灣的表演作品。在方法上,「行動舞譜」已經十分清楚確實,內在情感上,也有了白色恐怖時代的傷痕記憶作為功課。但是在實質內容上,要「銘印」甚麼?導演的想法很直接:一定要是對台灣意義深厚的東西,「銘印」出來的身體行動才會有著屬於台灣的特殊性。因為這樣的想法,創作《花非花南海版》時,吳文翠選擇了以陳月霞老師所拍攝的高山花草影像,作為激發演員內在動力的「銘印」意象。到了《我歌我城河布茶》,銘印的物品自影像更進一步,到了氣味與滋味:茶。因此,這次《我歌我城河布茶》的表演者,和鶯歌知名茶人呂禮臻學習品茶、製茶,將所有茶湯進入身體後產生的體感揮發出一連串的舞動,將捧茶、製茶的動作轉換成劇場的敘事,在新芳春行的製茶空間演繹一齣齣對於白色恐怖受難者遭遇的感懷。

概念可以侃侃而談,而實踐卻是漫長艱苦的道路。在排練場裡,《我歌我城河布茶》的演員們泡茶、細細品味茶湯帶入的體感,在導演的指引下,轉換成一連串的身體行動。在排練場外,他們進行了許多的田野工作:雲林的口湖牽水[車藏]、台東的都蘭豐年祭、新竹的竹塹城隍中元祭、十八尖山植物考察、坪林製茶等等,以現今很難再看到的嚴謹態度及多重功課,豐富著他們的肢體創作。看著梵體劇場這些年輕演員們,我似乎看到了1990年代初期我所景仰的小劇場演員們;這些在那個年代甫出生或還未出生的年輕表演者,竟然重現了當年那些我所崇仰的,充滿土地情感,認真而樸實的演員身上所展現的精神狀態與身體質感。吳文翠是否能將「行動舞譜」方法傳遞給演員,尚待作品來驗證,但是解嚴初期小劇場演員所追求的「真正的人」的質地,或許她已以自身的身體與行動「銘印」給了她的演員們。






[1] 雖然《我歌我城河布茶》所使用的台灣歌謠因文翠的生活背景使然,而選用了所謂的「台語老歌」,但這是台灣歌的探索的第一步,將來希望觸及其他語言的台灣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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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香港人看《我歌我城.河布茶》




20171027時我從香港遠道到台北,就是為了觀賞梵體劇場參演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的主題節目《我歌我城.河布茶》。山長水遠來看演出,除了是因爲我認識此演出的導演文翠外,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對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人和事,以及她們運作「茶」作為製作緣起的方法很有興趣。
2016年時,文翠帶著她的獨作品《我歌我城》在香港的牛棚藝術村演出。這在香港是一個很難得的演出,除了是因爲在香港做獨作品的人不多之外,還有就是台灣228事件的元素很少出現在香港的劇場作品。她當時以三位受難者的遺書,再配合歌聲及形體交織出一段關於國民黨軍隊鎮壓示威市民,開了漫長白色恐怖月的憑弔之旅。
是次《我歌我城.河布茶》,文翠轉為以導演的角色,和五位年輕表演者合作帶領我們進入了一段樸素 、充滿「台灣特色習俗」夢幻意的時空。演出甫開始,演員們在有80多年歷史的古蹟「新芳春茶行」中自由走,拿著竹燈籠在空間中時而尋找,時而收藏,好像要在茶行中擺設的古舊製茶器具之中找尋一些已消逝、已被忘懷的記憶。這些記憶或許關於家國社會的大我歷史,或許是見著於演員自身的小我過去,但從演員帶著舞踏韻味的身體演繹下,觀眾都能看得出他們是在接通著一些久未觸及的痛苦回憶,同時整個氛圍又像是一個召魂的儀式。
隨著演員們把觀眾帶到茶行的中庭,演出就由演員的各自探索轉為共同的集體經歷。演員們以文翠導演及梵體劇場日漸成熟的「行動舞譜」創作法進行創作,吟唱一首首傳統的歌謠,藉著歌謠中的歌曲旋律,以及歌聲中純粹的音聲震動,把深藏在我們細胞中、靈魂中的古舊記憶導引出來。我作為香港人,很慚愧地聽不懂台語,所以大部時間都不能理解歌詞字面的意思。但我想這並不是導演以至製作團隊的重點,因為隨著歌聲,演員們確切地把我們帶到了另一個空間,我彷彿看到了原住民拿著布跳著舞,我又好像看到民在田中種植、收割農作物的蛛絲馬跡,這一切都像是在歌頌這片自古以來便養育著台灣人的土地,蘊含著創作團隊中所有人對這片土地上這些人這些事的關懷。我們在政權及商業社會的「塑造」下,都只顧上抬頭望天,力爭上游,心神都向上飄,但是卻常常忽略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沒有了一片土地的支撐,沒有了踏實地的力量,其實我們又如何能真正的起飛?

「由傷痕到尋根」的力量
在種種民俗祭典的儀式「加持」下,表演者觸碰到早被覆蓋掉的歷史傷痕。在入神之中我好像看見二二八世代的一眾前輩被呼喚出來,圍在旁邊,靜靜地看著後輩們要什麼樣的話語。而演員在這種歌聲和祭典的區隔下,能不只是直接地講述眾位民主前輩的故事,避免了流於悲情的陷阱,這反而令演出充滿平靜和力量。我想起好幾位在槍斃前依然露著笑容的二二八前輩,例如蔡鐵城等,這種平靜的力量源於他們對自己信念的堅定。而這種溫柔的堅定也讓演員們著大故事的同時,也能折射返回自身。其中一位演員在演後分享,這次演出讓她重新發現家族的過去,原來她的外公就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受害者之一。在沒有設想之下發現她家族的過去,她卻終於能「更細膩緩慢的去了解,將微小或無法言的細節,成為養放進身體裡」,新找回自己,成為自己。


二二八事件。槍決前的微笑。

作為香港人,我常常會叩問:「什麼是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根在哪?」我們的中史教育從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二戰、國共戰,一切都以大中華角度作本位,對自己香港的歷史及本土位置並不重視,除了教授鴉片戰爭時提到數條不平等條約的容時蜻蜓點水地觸及香港的歷史源頭外,在開埠之後的先輩們在香港做過的什麼事也不太提及。當連自己的家的過去也要靠自己另找方法才能接觸時,更莫是隔著一條海峽的台灣本土歷史了。
老實,我對二二八及之後發生的事情並不十分了解,我的淺薄認知只是從網路之上獲得,但在我對白色恐怖的日子的粗疏的理解中,覺得與香港的現狀有些微妙的相似點。2014年香港發生了雨傘運動,但當整個運動在經歷79天後以失敗落幕後,很大一部的香港人發現單以「泛民主派」一貫行禮如儀的群眾運動未能在與中國共黨的博奕中獲到任何效果,覺得行動不進取。在年青人當中,尤以眾多大學為甚,更是進一步爆發出一股本土思潮,強調香港主體意識以及本土文化,主張採用各種更進取的方法作抗爭。2016年的農曆新年發生了「魚蛋革命」這宗較為激進的群眾事件,在之後2016年初的立法會補選本土派更是一鳴驚人,為香港人與共黨的鬥爭中帶來一股新鮮的衝擊。但之後隨著20169月的立法會選舉後,本土派在互相攻奸及朝野打壓下被邊緣化。有些本土派的領導人物在面對「魚蛋革命」而來的司法程序時選擇逃亡外國,有些則坦言不知道在這個環境下還能在做些什麼。香港的藝術界在論及雨傘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時,都常常泛著一種無力感,充滿著悲情感,或者只能鼓著氣在抱怨,直白地於舞台上述著心中所想。我不否定這些情緒,我自己也處於迷失之中,但這次《我歌我.河布茶》的演出讓我反思著藝術創作在這個社會氛圍下還有什麼可能性,在對手的強勢下我們又該如何站穩步?有不少人都認為,在如此境地,還是低下頭當個順民,或者早點賺一筆錢就搞移民吧。但這個地方於我們的意義又是什麼?我們真的甘願如此丟下這個地方當逃兵嗎?
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保衛戰爆發之時為1941年,正香港開埠100年,無論殖民者或被殖民者都已經在這個地方生活了23代。而且當時沒有19972046等共黨要殺過來了的大限問題,所以大家都視這個地方為「家」,認為這個地方和自己的將來是連結著的。故此英國人、華人、法國人、俄羅斯人、混血兒等各個種族,都是出盡吃奶的力氣來保衛香港,即使何東爵士一家高尚望族也是全力參與保衛戰,更有家族成員被監禁。這一種共榮共存的心態在現今的香港或許已經不再是主流。我想,在現在香港的境況民情,除了呼喊爭取民主自由外,更重要的也許是要尋根、要溯源、追尋這個地方的歷史及掌故、要找尋人與人與社區之間的連結。這確是我們這些文化工作者能力範圍能做的事。就像羅文錦爵士在戰後在香港義勇軍會所舉辦的茶會中的發言:’It is not a question of nationality and race but a question of what one can do to protect one’s home and those who are near and dear.’
《我歌我城.河布茶》就是從傷痕走出來,重新尋根,掙社會政治的制約,返回根本,找尋我們存在於此時此地的力量。

「茶」
導演文翠提到,此次《我歌我城.河布茶》每天排練之始,都會由團隊中人泡茶葉,之後大家喝著茶,聊聊那茶喝下去的體感及所帶來的記憶投射,接著再在「茶氣」駕馭下舞動著把片段發展出來。就這樣不須用力想、用力做,「行動舞譜」意象的靈感就源源不地湧出。我自己也有喝茶的喜好,但我也發現很難和少喝茶的人講述什麼是「茶氣」。除了科學的解釋外,我會更傾向更抽象的形容。由茶葉連接著茶樹札根泥土中,到之後由茶人親手處理,再以水泡煮的整個過程中,茶葉一直都浸淫在山和水和人的照料及尊重下,才得以提煉成最後金黃色或碧綠色的茶湯。所以我一直認為喝茶就是和這些山水這些人的接觸和交流。如《我歌我城.河布茶》的茶道顧問吕禮臻老師的:「喝茶,要喝出茶湯裡沒有的滋味。茶道的重點不全在茶湯,而是對眼前之人發自心的真誠與喜樂。」這種誠懇的交流,能讓我們看破因著現實生活、社會教育環境觀念而濃罩在我們眼前的迷霧,重新看見在我們身邊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當眼前的人不再蒼白模糊時,故事就會浮現,人與人之間久違了的關懷和同理心就會重現。
茶界很喜歡引用唐代詩人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的段落來形容「茶氣通體」的感覺:
「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 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 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但是大眾常常止於「欲乘風歸去」,更於此截為七碗茶歌,卻忘了全詩最後幾句是:
「山上群仙司下土, 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崖受辛苦。
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
去得蓬萊,不是為了肉體的享樂,或者是心靈上的逃避,而是要為墮在崖受辛苦的蒼生請命。在《我歌我城.河布茶》演出前後,製作團隊亦有向觀眾奉上香茶,我幻想著這除了是一種文化的推廣外,也是要以此渠道把我們引入異化秘境之中,在「茶氣舞動」中為蒼生叩問,而不只是把這單單看成一個被界定「環境演出」的獵奇式觀演經歷。
有趣的是,《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的作者盧仝以品格清高、回味雋永為後人所推崇,最後卻因捲入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而喪命。有傳盧仝與鬥爭中其中一派、宰相王涯的幾位幕僚在相府的書館中吃飯及留宿,鬥爭中的另一派朋黨使吏卒秘密行捕,盧仝:「我是盧山人,和大家沒有結怨,我有什麼罪?」官吏:「既然是山人,來宰相的宅院,難道不是有罪嗎?」倉促忙亂中自己也不能辯解清楚,就這樣被處死了。
我覺得盧仝之死和《我歌我城.河布茶》的主題很有呼應。

「新芳春茶行」
演出是在台北市定古蹟「新芳春茶行」中舉行,我覺得這是整個演出的最大瑕疵。在很多新的裝飾、模仿舊時的擺設對比之下,茶行中的古舊的製茶機器就變得像被閹割了,靈魂被囚禁了,只能苟延殘喘地存在著。當我在演出及演後座談時,整個茶行的全新修復裝潢映入我的眼簾,會讓我忘記了自己正身處一幢有著80多年歷史的建築物,有些時候更會令我從整個演出營造出來的魔幻空間中抽離出來。到「活化」,為什麼古蹟必然需要「活化」?是否所有舊了的事物就等於死亡,等於沒有價,等於我們必須為它們重新注入生命?我們能否老老實實地接受一個地方、一件事物即使老了舊了也依然會有其獨特的魅力,然後只作必要的維修,就這個樣子原原本本地讓公眾接觸,而不要讓一位有80的老人家每天敷著面膜、塗著化妝品,以美魔女的形象示人呢?老人家辛苦,我們也辛苦。所以或許在談論古蹟該如何「活化」之前,我們或許要先學會aging gracefully吧?